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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雾里看花”“芙蓉出水”,孰美 ——我看王国维的“隔”与“不隔”

  王国维(1877—1927)是中国近、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,被誉为“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”(吴文祺《文学革命的先驱者——王静安先生》)。在他的著作中,影响最大的是《人间词话》。

  在《人间词话》中,王国维除提出著名的“境界”说外,还有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之说,这也是其文艺美学观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他说:“问‘隔’与‘不隔’之别,曰:陶、谢之诗不隔,延年则稍隔矣。东坡之诗不隔,山谷则稍隔矣。‘池塘生春草’‘空梁落燕泥’等二句,妙处唯在不隔。词亦如是。即以一人一词论,如欧阳公《少年游》咏春草上半阕云:‘阑干十二独凭春,晴碧远连云。二月,千里万里,三月,行色苦愁人。’语语都在目前,便是不隔。至云‘谢家池上,江淹浦畔’,则隔矣。白石《翠楼吟》:‘此地。宜有词仙,拥素云黄鹤,与君游戏。玉梯凝望久,叹芳草、萋萋千里。’便是不隔。至‘酒祓清愁,花消英气’,则隔矣。然南宋词虽不隔处,比之前人,自有浅深厚薄之别。”

  按照王国维的解释,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之别,决定于语言。“语语都在目前”,便是不隔;否则,就是隔。从这一基点出发,他认为陶、谢之诗“不隔”,因它们“如芙蓉出水”(见钟嵘《诗品》卷中引汤惠休之评语),自然明快;颜延之诗刻意雕饰,“如错采镂金”(同上),自然就“隔”了。苏轼诗如行云流水,文理自然,故“不隔”;黄庭坚诗造语生硬,多用僻典,所以就“隔”了。欧阳修《少年游》词上半阕可以用图画和电影手法描绘出来,情景逼真,语如直叙,而“谢家池上,江淹浦畔”则不然。“谢家池上”,是从谢灵运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(《登池上楼》)这句诗来的;“江淹浦畔”则是化用了江淹《别赋》中“春草碧色,春水绿波。送君南浦,伤如之何”的句子。全词上片自然传神,明白如话,下片则用典过深,晦涩难懂,故有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之别。姜夔词亦然。如此看来,王国维关于“不隔”与“隔”的理论,实际上属于自然与雕饰这一对美学范畴内的关系。为了创造出“不隔”的艺术境界,王氏强调了两点:一是在写景抒情方面要求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,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”,并举例说:“‘生年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,何不秉烛游!’‘服食求神仙,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,被服纨与素。’写情如此,方为不隔。‘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’‘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。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’写景如此,方为不隔。”由此可见,“不隔”的作品无论抒情或写景,都要自然明快,易读易懂。二是在文学语言方面主张“忌用替代字”,“不使隶事之句”。照王氏的看法,用了“代字”,如“雾里看花”,形象就不鲜明、感人了。他认为:“美成《解语花》之‘桂华流瓦’,境界极妙,惜以‘桂华’二字代‘月’耳。”从强调自然的角度说,王国维的批评是对的,因为以“桂华”代替“月亮”,确有损文学语言的自然之美。

  但是,应该看到,王氏这一理论,亦具有偏颇之处。例如,他说:“白石写景之作,如‘二十四桥仍在,波心荡、冷月无声’,‘数峰清苦,商略黄昏雨’,‘高树晚蝉,说西风消息’。虽格韵高绝,然如雾里看花,终隔一层。梅溪、梦窗诸家写景之病,皆在一‘隔’字。”

  在其他地方,王国维还有类似的评论,如说:“觉白石《念奴娇》《惜红衣》二词,犹有隔雾看花之恨。”而这种看法,实在是带有他个人审美兴趣的偏好,是极主观片面的。在我国古代诗词中,近乎王国维所谓“隔”的作品为数很多,可是,人们并不以此为病而予以否定。从艺术审美心理的角度看,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二者都是美:前者为朦胧之美,后者为鲜明之美。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对词境的看法就和王国维不同。他引王鹏运之语说:“矧填词固以可解不可解,所谓烟水迷离之致,为无上乘耶。”王鹏运所说“可解不可解”“烟水迷离之致”也就是王国维所批评的“隔”,就是朦胧之美。所谓朦胧,即指作品之形象与意境不十分清晰,思想内容不十分明确,但是它能唤起读者的丰富想象,使人从回味妙语中获得美感。

 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说得好:“经过费力才能得到的东西,要比不费力就能得到的东西更能令人喜爱。”(转引自张平治《美学趣谈》第44页)德国诗人歌德也曾说过:“所有抒情的作品,作为一个整体来说,必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,但是在某些细节上,却又要有些不可理解。”(《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》第78页)这些都是真正懂得审美心理的明见。联系到作品来说,如李商隐的无题诗,美就美在它的“隔”,尤其是《锦瑟》一首,更是需要反复吟咏,仔细咀嚼,才能知其佳处。李商隐以后,词在这一点上又有所发展。试以王国维所批评的吴文英而言,他的词大多不是直接言情,也不直接写景,而“以绵丽为尚,运意深远,用笔幽邃,练字练句,迥不犹人,貌观之,雕缋满眼,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”(戈载《宋七家词选》),深远、幽邃,当然不能一看即懂。这大概也就是王国维说的“如雾里看花,终隔一层”吧!然而,正是这“雾里看花”,在我和物之间造成某种距离,从而产生一种“烟水迷离之致”,朦胧、模糊之美。可见王国维以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作为品评诗词优劣的标准并不很恰当,尤其是对南宋词的批评,更表现出他的艺术偏见。

  (作者潘裕民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原副院长、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)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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