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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是母性的

  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是德国著名诗人里尔克于1903—1908年间写给年轻军官卡卜斯(后成为诗人)的书信集。这些信件,是一位大诗人写给另一位未来诗人的文字,其中没有正面谈及教育,但我一直把它当成一本教育书,甚至“生活教科书”来读。它比许多教育书更影响着我的职业,启示着我的人生。

  走向内心回到课堂

  “有何胜利可言?挺住意味着一切。”十五六年前,我从某教育学者的书中读到里尔克这句简短有力的句子,瞬间就记住了。为了找原文出处,我买来不少里尔克的诗和散文、小说,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便是其中之一。但那时,我还年轻,感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前方等着,根本无须什么“挺住”,只要不“停住”就行。我对书信集是无感的,随手翻翻而已。第二次打开它,已是五六年后。

  2010年,我担任学校德育处主任,兼高三年级的负责人和语文教学,压力与负担可想而知。但这不可怕,最不堪忍受的是繁杂的行政事务。我日甚一日感到“委屈”和无力,好长时间,独自纠结挣扎。所幸,尽管如此,我始终未放弃阅读和写作,它们是我漂浮在无边海上的一根木头。

  一天,我在书架中偶然碰到了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,这本又薄又小的书,被挤在一大排书中间,已经很久了。目光触及书名,若干年前读过的那句话蓦然出现了:“有何胜利可言?挺住意味着一切。”霎时一道闪电划过我的天空。我早就查过,这诗句并不出自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,但我仍伸手抽出书,像握住一只久违的温暖的手。我坐到书桌旁,第二次翻开它。

  1903年,还在军官学校就读的卡卜斯向著名诗人里尔克诉说生活的“压迫之感”,里尔克回信告诉他,无论从事什么职业,压迫感“到处都是一样”,必须“居于寂寞”,不要受外界迷惑,也不要企图通过无聊的社交去消除它。接着,他建议卡卜斯:“如果你在人我之间没有和谐,你就试行与物接近,它们不会遗弃你;还有夜,还有风——那吹过树林、掠过田野的风;在物中间和动物那里,一切都充满了你可以分担的事;还有儿童,他们同你在儿时所经验过的一样,又悲哀,又幸福——如果你想起你的童年,你就又在那些寂寞的儿童中间了。”这些句子,有如清风吹拂过阴暗的心头,我一遍遍朗读着这些诗性又深邃的句子,心底渐渐亮起微光。

  卡卜斯对自己的诗作缺乏自信,里尔克对他说:“请你走向内心。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,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……这是最重要的: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自己:我必须写吗?”里尔克回答的是写作问题,但此刻,他“走向内心”的劝告与“我必须写吗”的追问,却无端地触动了我。我不由得自问:这几年来自己所承受的行政工作,是“我必须做吗?”我的个性适合它吗?不!那么,我最正确的做法是:回到课堂,回到儿童中间,从这里而不是别处,去体验学生时代的“悲哀和幸福”,这才是我“内心的工作”,而不是稀里糊涂地被世俗潮流裹挟着,去做各种不情愿的事,折磨自己,虚度光阴……

  两天工夫,我仔细重读了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,体会到冯至先生说的“往后我们读这些书时永远是个惊讶者”的意味,也看清了自己职业的方向。

  从此,这本一百多页的小书不再离开过我的案头。直到两个月前,发现另一家出版社出了大开本的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,也是冯至先生的译本,我买来换下已被各种色笔涂鸦得凌乱不堪的旧书。

  以人去爱人以人去爱“己”

  在不同的信里,卡卜斯向里尔克诉说着情爱的苦恼,里尔克都耐心而坦诚地一一回复。里尔克写道:对待情爱,要有敬畏心,也不要被它迷惑;在“性”中,“超越一切的也许是一个伟大的‘母性’作为共同的渴望”。这种母性,在少女、年轻母亲和老妇的身上,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,而且“在男人身内也有母性,无论是身体的或是精神的;他的创造也是一种生产……”另一封复信中,里尔克写道:“爱,很好;因为爱是艰难的。以人去爱人:这也许是给予我们的最艰难、最重大的事,是最后的实验与考试,是最高的工作,别的工作都不过是为此而做的准备。”多年来,每次读到这些话语,我总不由自主地联系起教育——教育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创造和生产呢?而好的教育一定也是母性的,需要“以人去爱人”,即把每个学生当成人。可从教以来,我是否能把每个学生看成一个“个人”,而不是一个为自己获取名利的符号,或别的什么工具?

  很庆幸,在我走上讲台的第11个年头,一本书——苏霍姆林斯基的《给教师的建议》——进入了我的视野,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,在教育的田野上,分数固然重要,却不是最重要的,更不是唯一的;语文课堂上,除了ABCD冰冷的选项之外,还有美的文学、深邃的哲思、喜怒哀乐的情感;课堂之外,更有广阔的生活、千姿百态的人生。所有这些,都是语文,都是教育。“人”是万物的尺度,“人”也是一切教育的目的。

  读到“以人去爱人”几个字,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张苏霍姆林斯基与小学生的合照:他坐在椅上,几个小学生围在身旁,其中有个微笑的小女孩,右肘自然地放在苏霍姆林斯基的左肩……在《致未来的教师》一文中,苏霍姆林斯基说他常收到师范生的来信,而几乎所有的信都提出一个问题:在教育工作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?苏霍姆林斯基答道,他对这问题已经思考了32年,回答它并不容易,因为在他的工作中,没有哪一样是次要的。“不过,教育工作毕竟还是有个核心的,”他说,“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人。”作为校长,苏霍姆林斯基还时常提醒教师们:并非所有的学生将来都会成为工程师、医生、科学家和艺术家,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,培养丈夫、妻子、母亲、父亲,而放在第二位的,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。——想到苏霍姆林斯基这番“提醒”,我有时不禁感慨:今天的校长,还有多少人还愿坐在学生中间,而孩子们把信任的小手放在他的肩头?

  爱是艰难的,但“以人去爱人”,才是真正的爱,也是更艰难的爱。为此,里尔克说,爱必须通过学习,“用他们整个的生命、用一切的力量,集聚他们寂寞、痛苦和向上激动的心去学习爱”。

  关于“爱”的话题,里尔克还向卡卜斯强调,爱不是使人迷失自我,相反,要在爱中成全自我。他认为,如果“每个人都为了别人失掉自己,同时也失掉别人,并且失掉许多还要来到的别人,失掉许多广远与可能性”,那么,这是一种错误的爱。他告诉卡卜斯:“爱的要义并不是什么倾心、献身……它对于个人是一种崇高的动力,去成熟,在自身内有所完成,去完成一个世界,是为了另一个人完成一个自己的世界。”里尔克的话暗合了我内心对教师职业的看法:热爱教育工作,但不意味着必须在工作中“失掉自己”,教师应当在成全学生的过程中,也不断地建设自我,发展自我,成就自我。后来,我在做民国教育研究时,从钱穆先生的经历中,也加深了这点认识。钱先生从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员,到登上北大、清华讲坛,以至成为一代史学大家,即印证了里尔克所谓的“爱的要义”的正确性和可行性。

  三年前,我终于辞去了所有行政职务,回归做一名单纯的语文教师。从此,多了些余力去从事我喜欢的民国教育研究。这是我对里尔克“以人去爱人”的另一层解读——以人去爱“己”。

  建造心中的“神”

  三年前的一天,年轻教师L发来微信,诉说她在学校里亲历的场景:学校举办元旦文艺演出,因场地有限,只允许高一年级部分学生前往观看,领导挑选快班学生参加,而慢班学生待在教室里自习,等时间到点才能放学。得知情况后,慢班学生情绪激动,L只能尽力安抚。微信的最后,L抛给我一个问号:王老师,为什么你10年前批评的教育现象,如今依然存在?

  我想起10年前的一段往事。2008年,学校举办一场“文艺联欢会”,也是会场座位有限,年段学生无法全员前往观看。当时我是年段的负责人,为公平起见,拟采取抽签方式决定哪些班级参加,后来,由于某些原因,校领导要求年段只选表现好的快班学生前往。几天后,我收到了一封学生的匿名信,表达了慢班学生的不平。此事深深地刺痛了我,我把整个过程和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在省内某教育刊物发表,曾引起一些校长和教师的关注。

  时隔多年,当年那一届的学生L早已大学毕业当了教师,竟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。我读着她给我的信,仿佛读着10年前那名高中生塞进我抽屉里的匿名信,心情一样沉重。

  沉思良久,我回复L:教育的进步,如同社会的进步,哪怕一点点,往往需要漫长的过程,唯有忍耐,才能看见未来。你我所能做的,就是做好自己的事,平等对待学生,关爱学生(就像你今天做的),进而去感化周围的人,这就是胡适先生提倡的“得寸进寸”。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,但对未来我始终充满信心,我相信,社会总要往上走的,因为人性有光,文明是一种力量。

  第二天,翻到前一晚与L的来往信息,心绪依旧难平。我突然记起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中的几段话,随手打开书就找到了,每个字似乎都是为我而写的:

  好好地忍耐,不要沮丧,你想,如果春天要来,大地就使它一点点地完成,我们所能做的最少量的工作,不会使神的生成比起大地之于春天更为艰难。

  像是蜜蜂酿蜜那样,我们从万物中采撷最甜美的资料来建造我们的神。我们甚至以渺小,没有光彩的事物开始(只要是由于爱),我们以工作,继之以休息,以一种沉默,或是以一种微小的寂寞的欢悦,以我们没有朋友、没有同伴单独所做的一切来建造他……

  在这封信里,里尔克希望卡卜斯努力去建造的这个“神”,在我心目中,就是“信念”或“信仰”的化身。它无关乎宗教,却与我的职业生活乃至生命状态息息相关,拥有它,无论置身于什么环境,我都心怀一份前行的希望。

  今年8月,女儿即将返回深圳教书,这是她入职的第二个年头。新手教师最艰难困苦的第一年是挺过去了,但教书工作,是没有完全轻松容易的时候的。想到当下教师职业遭遇的种种困难,想到女儿骨子里的某些“浪漫基因”,我仍担心她会有所不适应。于是在女儿临行前,我拿出新的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送给她。女儿接过书,惊讶道:“几年前不是送我一本了?”我半开玩笑说:“没关系,现在你的身份不是大学生了,是教师。有空重读一遍,给人生重新定位一下,也给自己补充点儿‘正能量’。”其实,我希望她在教书过程中遇到艰难或不合理的事情时,能看到光亮的一面,并在心中为自己建造一个“神”。

  1937年,冯至先生在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的译者后记中深情写下:“当我于1931年的春天,第一次读到这一小册书信时,觉得字字都好似从自己心里流出来,又流回到自己的心里,感到一种满足,一种兴奋,禁不住读完一封,便翻译一封,为的是寄给不能读德文的远方的朋友。”

  今天,这个初冬的午后,第N次重读这10封信时,我像穿越时空,遇上了110多年前的里尔克、卡卜斯,也遇上了80多年前的冯至,我们喝茶聊天,我们谈写作,谈职业,谈性与爱,谈寂寞,谈人生,对了,还谈教育,谈春天……

  (作者系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语文教师 王木春)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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