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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不是清高事

  时常有朋友问及关于读书尤其是读书方法的问题,我觉得不妨先读两篇文章:古代的是朱熹《朱子语类》卷十《读书法》,现代的则是鲁迅先生的《读书杂谈》。两位先贤不仅饱读诗书、博通经史,而且极为恳切,所写皆为“拙诚”之语——这不只是为学的品质,更是为人的品质,学品高、人品好,文章自然对读者启发颇众。不像有些时贤,指导读书常常兴奋异常刹不住车,下笔洋洋洒洒难以自休,然而时时言不及义,细看之后,发觉他其实没读过几卷书。因此奉劝读者诸君,与其听“砖家”方法指导,不如多读几册好书。

  可是两位先哲的高论不约而同地基于一个立场,就是他们的读者皆酷爱读书,假如你不喜欢读书,那么其方法的效果就要打折甚至归零。但确实就是不喜欢或者“死活读不下去”倒也简单,尽可以去玩音乐、玩美术、打球、追剧或者怡情式玩牌、电竞,和读书本来没有高下之分,读书原本不是清高事。问题是有人想读,又遇到困难,有人不想读却因为“有用”而不得不读,于是就产生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,譬如:

  有些名著距离我们现代社会有些遥远,用了一些句式语法和词语让我们有些读不懂,所以更加没有耐心去读,怎么办?

  读到自己没兴趣但有用的书,就会读得很慢或者不看了怎么办?

  感觉读书有用,但是读了记不住,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中的意义。是不是一本书得多读几遍?读书要不要做笔记?

  不难看出,提出上述问题的读者内心纠结煎熬,或者把读书看成极为神圣或崇高的事,偶尔读几本,就觉得完成了一项天大的工程,激动不已:我读书了!一旦摸不到门径,就会耐心全丢,甚至自责委顿。还有人本不喜欢读书,但是因为“有用”而被迫读书,为“千钟粟”读,为“颜如玉”读,为“黄金屋”读,所以一心寻求终南捷径。

  如前所述,读书不是清高事,对待读书最好持一颗平常心,最理想的读书形态莫过于把读书当成一种日常方式。鲁迅先生把读书分为职业的读书和嗜好的读书,对于“职业的读书”,他老人家认为:“其实这样的读书,和木匠的磨斧头、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,并不见得高尚,有时还很苦痛,很可怜。”学子应考,教师备课,学者为学,多属于此类,旧称“为稻粱谋”,读不好则如大先生言“于饭碗有妨”。而对于“嗜好的读书”,约等于周瑜打黄盖,你情我愿。一言以蔽之,无论因为“有用”而被迫读书,还是因为嗜好读书,遇到困难都应自行解决,没有什么人可以像武侠小说中的奇遇,给他提供“真经”或“大法”,然后让他功力倍增,一统江湖。

  然而读好书毕竟是嘉行,即使是功利性读书也应该善待,如果有心得应该“不揣冒昧”与同道分享共享,而不是像老舍《断魂枪》中的武师沙子龙坚决“不传!不传!”

  比如第一个问题提到因为“用了一些句式语法和词语让我们有些读不懂”名著,这个问题的提出者找了一个可爱的托词,他有点儿小懒惰。众所周知,“互联网+”平台最强大的功能之一就是检索,过去遇到文字障碍,需要翻检国民工具书,或者进一步查阅《辞海》《辞源》《汉语大词典》,甚至相应专门工具书;现在有了强大的检索平台,文字障碍症迎刃而解,而懒于查阅症属于心魔,只有自己可以疗治。

  如果读书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,而是要完善知识结构或者做点儿学问,那必须进一步构建一点儿文字学或训诂学的基础,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传承数千年,没有底子显然读不懂。韩愈《科斗书后记》中说:“思凡为文辞,宜略识字。”清代至民初的许多著名学者也主张“读书须先识字”,说的都是一个道理。外国经典也是一样,如我们不懂外语的人只好拾人牙慧。有时读了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,感觉简直就是两本书,甚至有受骗感觉却无可奈何,比如同为屠格涅夫的著作,丰子恺译作《猎人笔记》,黄伟经译作《猎人手记》,纯然两种风格。据说欧洲大陆观念,如果只从英译本学习,也如同只买到二手货而不纯粹不精到。教书也好,为学也罢,相应的文字基础必须精心垒筑。否则,即使精神殿堂就在眼前,也无法登堂,更遑论入室。

  其次如果想读懂经典原著,又尽可能减少文字障碍,那最好选择优质出版社,按照自己的基础选匹配的版本。以《论语》为例,如果入门打基础,可以选择杨伯峻的著本,虽然学界对它多有批评,但是那属于学术问题,打基础综合衡定还是它合适。李泽厚、南怀瑾版本虽然名头大,但个人主观色彩太浓,不过借《论语》浇自己心中块垒。杨先生的侄子杨逢彬教授的“新译”据说借助了大数据成果,然而夯实基础还是叔叔的版本可靠。有人觉得读原著有文字障碍,索性读白话本或者简缩本,那就等于约会奥黛丽·赫本,赴约的却是赫本高邻二大妈,苦苦追寻的帅哥竟然就职于东西厂。偶然也有例外,比如郭沫若翻译的“楚辞”,高蹈清贵胜过他本人创作的《女神》;台静农在台湾主持翻译的白话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也是良心之作。可读白话本或者简缩本毕竟是佐餐或点心,汲取营养还是需要读原典。

  阅读外国经典更需要选取译笔达雅的译者,以减少人为阅读障碍。多年前白岩松讲过翻译界乱象,把“我走了”改成“我离开了”,一个新译本就此问世。如此译本败坏的不只是知识体系,还有价值系统。像我的哲学思维极差,读西方思想巨著浑浑噩噩,然而读何兆武先生翻译的《社会契约论》却一派清明,何先生学贯中西、博雅淡泊,故而化繁为简、深入浅出,而低劣之作则将简单问题复杂化,毁弃读者读书的根基。内心傲娇的王小波读查良铮翻译的《青铜骑士》钦佩不已,并调侃粗制滥造的译本把普希金作品译成了二人转;江枫先生译狄金森诗歌《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》十分精妙,而另一译本则“欢腾”十足,过于接地气。阅读经典,好版本不会故作深奥,文字障碍也相对少,且不会拉低读者的审美品质。读书养性,一旦眼光养成,阅读经典就可以根据个人趣味去选取,比如读莎士比亚作品,究竟是读朱生豪译本还是读梁实秋译本,尽可以由着自己心性,因为自选,时代、文字的障碍自然随之消除。

  至于对所读之书“没兴趣但有用”,按鲁迅先生的说法,“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,大概是勉勉强强的,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”。既然属于“最大部分”,关键是“有用”,那只有坚持下去,放弃“不看了”得不偿失。“读得慢”如何解决呢?朱子所言语重心长: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,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,以后越来越省力,也越来越快。这是从“十目一行”到“一目十行”的过程,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。等到腹内精读了几十种典籍,就可以“跳读”“快读”。好像陈平原教授说过,读书如他们广东人煲汤,“急不得也么哥”。

  “读了记不住……是不是一本书得多读几遍?”记不住,又“有用”,当然必须多读。至于几遍——古人云:“读书百遍,而义自见。”学者余嘉锡先生则说:“百遍纵或未能,三复必不可少。”“百遍”还是“三复”——记住为止。“要不要做笔记”呢?如果是“嗜好的读书”,完全由着自己。如果是“职业的读书”,同样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先生主张“读过一本书,须笔记纲要、精彩的地方和你自己的意见”,而且需要在精微之处做批注,如此则可以培育鉴赏力、思辨力、创造力和学术素养,悉心训练之后,教书育人做学问就可以规避错误、高效优效。

  萧伯纳说:“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。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,不用自己。”所以读书不能满足做书橱,还应当独立思考,并结合现实把书读活。读书虽不是清高事,然而从中无限恒久获取精神财富,这是何等精彩绝伦的秘径,如同前述狄金森诗内的箴言:这是何等节俭的车——承载着人的灵魂。

  (作者刘笑天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)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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