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全世界释放善意
我从小惧怕跟人打招呼，走路也捡偏僻的地方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仍然如此。每次在校园里要穿越人群，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自在。
然而，我出入大门必定跟门卫打招呼，从工作第一年开始一直如此。
现在进出学校，我的标准动作是，到大门口一定提前摇下车窗，然后踩刹车，微笑着跟门卫打招呼。门卫经常是坐在房间里的，我隔着玻璃也仍然会对他挥手致意。
一开始门卫很不习惯，他们习惯了听到喇叭，开门，看车走过，再关门。所以我打招呼，有时候根本无回应，有时候对方很尴尬，总之反应很不自然。但无论如何，哪怕没有获得回应，我也始终如一，摇车窗，微笑挥手或同时问好。
一段时间后，情形就发生了变化。我的车一到门口，门卫就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提前准备好了，然后相互问好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。
总之，出入校门变成了一个自然而愉悦的过程。
我并非做了校长才刻意如此。与门卫互致问候，是进入职场后根深蒂固的习惯。因为我知道，教师可以不理校长(我做老师时就是如此，跟校长很少打招呼)，因为在教室里，会有学生跟他呼应互动，他会从中找到存在感。但是如果我们对门卫熟视无睹，那么，他们在工作中的存在感又在哪里呢?而实际上，每个人都不容易理解对方的辛苦，在有些人看来，门卫似乎是最悠闲的职业，这是误解。
我越来越觉得，无论在工作中，还是在生活中，包括在管理中，要尽最大可能向整个世界释放善意，包括同事、学生、家长，以及那些可能擦肩而过的陌生人。
例如在家校关系中，所有人都知道要尊重家长，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家长开放日，制作小册子，宣传学校的办学理念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是在日常生活中细水长流地释放善意。
这包括：
无论家长的监督是否能及，在每一处恪守游戏规则，并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，将学校置于各方监督之下。
在家长或学生需要协助的时候，尽最大可能帮助解决或提供指导意见。
当家校出现纠纷时，不欺瞒，努力还原真相，并在规则范围内尽可能地承担责任。
但遗憾的是，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，是尝试取悦家长。而所有取悦意图的背后，都隐含着一种不诚实。因此，在取悦模式上，又很容易出现隐瞒、自我辩护、推卸责任。这几乎成了这个社会所有人的“下意识”，也包括家长。
但无论如何，学校应该成为价值观的守护者，以自身的努力去营造小环境，进而为社区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再如，在学校管理中，向教师释放善意意味着什么?
我不太喜欢人文管理这个概念，人文管理的本质在我看来是“文”，即“纹”，文(纹)饰的意思。这也是一种取悦，无论是通过态度的转变、小恩小惠的收买，还是关系的营建，在我看来都不是本质的东西，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畸形的文化生态。
我觉得核心仍然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，不是“给你好处”，而是“让你自由”。因为所有的“给你好处”，最终必将让你蒙受更大的损失，这已经是中国式智慧中心照不宣的秘密。而自由不是赐予的，只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守着边界，以之作为底线。然后，相互合作，相互支持，如此而已。
因此，善意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态度，但根本处乃是一种价值观。否则，善意只是取悦或作态。
商界曾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“第一性原理”。我认为，无论做什么事，尤其是面临重大选择时，一定要回到你自己的“第一性原理”，问一问，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，然后据此作出抉择。
有些人什么都想要，例如，想要收益也想要情怀。当然，收益与情怀并不矛盾，情怀往往也能转化为收益，但情怀的目的并不是收益，否则哪有什么情怀可言?真正的选择在于，当情怀与收益产生冲突时，你选择哪个?
当你站在一间教室里，你究竟为学生负责，还是为校长负责?你会迫于校长的压力，而去委屈自己的学生吗?凡此种种，都涉及一种价值观，涉及“第一性原理”。
而我这么多年走下来，虽不断迷失，但终究未曾迷路，正是不断追问自己这些最根本的问题的结果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我对整个世界的善意。例如，我也会问自己，无论身处何处，在董事会和教师之间，作为一个职业化的校长，你站在哪边?当然，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，就像家长和教师并不必然产生矛盾一样，但要说总是“琴瑟和谐”，那是“骗鬼”了。
易中天曾讲过中国人的几个特点：问态度不问事实，问动机不问是非，问亲疏不问道理。
我觉得，凡是有意于管理者，都必须思考这些问题。作为校长，我并非全能，更非全对，尤其是，我不认为我有资格甚至下命令去改变任何人，我所能做的，只是向整个世界释放善意，如此而已。
(作者系南明教育集团总校长 魏智渊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