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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做护蕊呵芽人 ——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祝士媛

  今天的年轻人时不时把“佛系”“躺平”挂在嘴上,但已经87岁的祝士媛,依然在只争朝夕地写书、外出讲课、参与扶贫……她在用行动告诉所有人:“有一份光,就要发一份热。”

  从15岁开始立志做新中国第一代学前教育工作者,祝士媛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幼教园地。从教60多年,无论是为学、为事,还是为人,祝士媛都担得起作为共产党员的忠诚。

  一生为师,乐在其中

  有人说,老师要给学生一杯水,自己就得有一桶水。或许,从少年时代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祝士媛就已经在储备那“一桶水”了。

  1950年,祝士媛初中毕业,已被保送上高中,另外又被一所市立高中录取。二者任取其一,祝士媛都会如鱼得水,但她一个都没选。因为当时中学的教导主任来自北京市师范学校,她从“新中国要培养自己的教师”的愿望出发,动员毕业生中的团员报考师范学校。祝士媛就响应号召,成了北京师范幼师科的一名学生。

  幼师毕业后,祝士媛留在北京师范附属幼儿园当了两年教师,后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幼教科担任视导员。1956年,考大学时,祝士媛可以任选专业、学校,但她坚定地报考了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。

  得到大学学习机会后,祝士媛如饥似渴地学习。她记得,当时学校经常停电。她就在停电时赶紧睡觉,来电后又赶快到教室学习。大学四年,祝士媛每门功课都是优秀,毕业后留校任教。

  当时,北师大教育系打算新开“儿童文学”课,祝士媛接了讲授任务,但她并没有学过“儿童文学”科目。为此,她先到北师大中文系听课,进修文艺概论和现代文学,并自学儿童文学参考资料。苦学一年,祝士媛终于写出了“儿童文学”讲义,1962年,“儿童文学”课开出来了。1988年,祝士媛编写的《儿童文学》出版,新中国第一本幼儿文学类大学教材诞生了。

  1980年,祝士媛又开始讲授“学前儿童语言”教育课,她立即着手撰写“学前儿童语言”教育课讲义。1982年,《幼儿语言教学法》出版,这同样是新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幼儿园语言教学法教材。

  祝士媛对教师职业爱得深沉,上世纪80年代,先后有两个中央所属单位,都想调祝士媛去担任中层领导。那时她的职称只是讲师,如果调动,可以连升好几级,但她都婉拒了。

  在祝士媛的印象里,当时社会上很多人看不起幼儿教育,说幼儿教育是“小儿科”,幼儿教师是“高级保姆”。所以,有人说她放着好机会不要是犯傻,但她却乐在其中。

  “我到现在也没后悔过,让我当一辈子讲师也行,我就不愿意离开教师岗位。”祝士媛说,她从教师工作中得到的快乐,是不足为外人道的。

  时隔多年,祝士媛的学生对她上课时的风趣、健谈、善模仿还记忆犹新。北师大退休教师赵静记得,祝士媛会使用各地方言、童谣、谜语,经常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。

  如今,已经87岁的祝士媛,脚下生风、思维敏捷、记忆力超群,依旧没有停下读书学习的脚步。她时刻谨记着恩师卢乐山先生的教诲:“活到老学到老,不学到老就没有资格活到老。”

  绵绵用力,久久为功

  除了做学问,祝士媛还很长时间兼职做管理和社会工作,也毫不含糊。

  1979年,祝士媛开始参与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的工作,她先后担任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、常务理事兼秘书长、副理事长等16年。

  祝士媛记得,研究会创立之初,面临着“三无”局面,无办公地点,无编制,无经费,也不被社会所认可。她和研究会的同事到北京以外地区开会,必须有教育部办公厅的公函,才能被接待办事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,祝士媛在时任理事长孙岩的领导下,和全国各地的理事们一起摸着石头过河,为研究会的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,也为后来我国参加世界学前教育组织(OMEP),成为会员国付出了许多艰辛。1992年,经民政部批准,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,成为国家一级学会。

  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工作的同时,1984年起,祝士媛也开始在北师大学前教研室做管理工作,先后担任教研室副主任、主任11年。在此期间,她与全教研室的老师们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,比如学科改革与建设、开拓多元化办学模式等。

  新中国成立初期,中国学前教育借鉴的是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办园模式,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学前教育学科体系,一直是我国学前教育界的头等大事。改革开放后,学前教研室的老师们在总结苏联教育理论经验与不足的同时,一方面学习西方当代教育理论,一方面重读中国老一辈教育家如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与理论,并以此为基础尝试改革课程,如新增20多门必修课和选修课,加强教材建设等。在全体教师的努力下,《学前教育学》《学前教育原理》《学前教育新论》等一系列有分量的教材陆续出版,北师大学前教育学科改革成效卓著。

  与此同时,祝士媛还带着全教研室的老师们,编写了一线教师可以自学的函授教材。在北师大教授冯晓霞的印象里,当时全国适合成人系统学习的学前教育教材很少,而这套教材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,非常难得。

  为满足社会需求,快速提升幼儿教师业务水平,北师大学前教研室还开设了夜大学、证书班、刊授班等,多年下来,累计培训教师竟有两万多人。当然,这背后是教研室的老师们不舍昼夜的辛苦。祝士媛记得,当时很多老师多年都没休过寒暑假。

  做好对内工作的同时,祝士媛也积极放眼世界,帮助北师大与世界学前教育接轨。

  在祝士媛的推动下,1995年北师大开始与新加坡幼儿教育机构联合办学。20多年来,北师大已为该校培养了近500名幼儿园华文教师。

  在冯晓霞看来,在当时,北师大能系统地为另一个国家培养幼儿教师,是很了不起的。

  1999年,祝士媛退休了,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可是,她没想到,一扇崭新的大门才刚刚打开。

  6月退休,7月祝士媛就被邀请去日本做访问学者。此外,她还写书,担任《教育大辞典·幼儿教育卷》《幼儿教育百科全书·学科教育卷》的主编,并撰写条目。每一项工作都是繁重的,但她从来不抱怨。

  “她就是这样,一直在绵绵用力,久久为功。”北师大教授霍力岩说。

  2013年,已经78岁的祝士媛,又参与了“中国教育下一代基金会”的扶贫项目“关爱启蒙者——流动课堂”,并担任讲师团团长。8年间,祝士媛和她的团队深入全国19个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,培训园长及骨干幼儿教师近万人。这个项目,于2019年获得民政部“第十届慈善奖”。

  “一经专业选学前,护蕊呵芽六十年。”这是祝士媛从事学前教育工作60年时,她的先生为她作的诗句。其实,到今天,祝士媛为学前教育奉献已远超60个年头。

  “有时我也会觉得疲惫,但从来没有倦怠过。”祝士媛还在潜心做事。

  温情脉脉,生性达观

  祝士媛很有幽默细胞。

  “让孩子们报数,结果孩子们都去‘抱树’了。”

  “那天,楼下那家人出门办事,他把孩子暂时‘寄存’在了我家。”

  …………

  祝士媛说话明快爽朗、干脆利落,只言片语间,对生活的热情就流淌了出来。

  随着聊天的深入,记者发现,祝士媛的整个人,都是充满温情的。

  她的微信里有一个群,里面的人都70多岁了,他们都是祝士媛在幼儿园当教师时教过的孩子。“我也是小孩儿”,祝士媛乐呵呵地向记者展示这群活跃的“老孩子”。她说,自己心态比较年轻,很容易跟学生相处。当然,她也格外喜欢学生。因此,在处理学生的事,特别是涉及学生命运的事时,她会格外谨慎。

  祝士媛记得,一次监考,快交卷了,她发现有个学生左顾右盼,有点儿坐不稳了。她没有犹豫,快步走到那个学生身边,“梆梆梆”,在桌子上敲了三下,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,那个学生就使劲冲祝士媛点头。

  祝士媛回忆,当时学校对考试作弊的处理很严厉,谁作弊就开除学籍,但她想的是“绝不能让学生背着处分出大学”,她深知,任何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都不容易。

  “只要当过祝老师的学生,大都吃过她做的饭。”在学生何建闽的记忆里,祝士媛是做饭的一把好手。每逢节假日,大家就被祝士媛带到家里“改善伙食”,有时还住在她家里。

  如果只是关心学生的生活,或许还算不得好老师。对学生的前途事业,祝士媛也是循循善诱,耐心引导。

  “学前教育是有前景、有意义的朝阳行业。”祝士媛的学生郭春彦记得,当时自己对学前教育并没有太深入的理解与认识,对学前教育工作也有些迷茫,祝士媛除了以实际行动来影响她,还引导她看大局、立长远。直到今天,她从事学前教育相关工作已20余年。

  其实,很多学生都受到了祝士媛的感染,在学前教育领域潜心耕耘、笃行不怠。

  除了对学生好,祝士媛对朋友、同事,也都是“长情”的。

  卢乐山先生既是祝士媛的恩师,更是她共事几十年的同事、朋友。据她的学生回忆,卢乐山先生晚年,祝士媛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。卢乐山先生去世前,祝士媛几乎天天在医院陪着她。

  卢乐山先生有一个好朋友俞锡玑,每年卢乐山都给她过生日。后来卢乐山年岁大了,祝士媛就“接棒”继续为俞锡玑过生日,直到她去世。现在,北师大很多老教授岁数都大了,祝士媛就天天张罗着去帮助这个,看望那个。

  “她完全就把它当成自己的责任了。”祝士媛的学生都说。

  祝士媛的善良、热情后面,藏着她豁达的人生态度。

  1992年,按照条件,祝士媛已经可以评教授了,但她并没有报名。因为很多人都还没评,她不想跟别人争。后来还是系主任找到她说“你帮我个忙,报个名,别浪费了系里的名额”,祝士媛这才填了教授评审表。

  不管是评职称,还是涨工资,祝士媛都主动把机会让给别人。

  “我这个人从来都不太爱计较,提工资、提干我都不太在意,我就愿意做事。”祝士媛说。

  在祝士媛身上,有一种强烈的信念感,她做的所有选择,似乎都跟这有关。记者很好奇,这种信念感究竟是从哪儿来的。直到祝士媛给记者讲了她年少时的经历,谜底终于揭开了。

  1935年,祝士媛在北京出生,她的年少岁月,是在抗日战争中的沦陷区度过的。北京解放时,祝士媛刚上初二。解放前后社会的变化,在祝士媛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1949年,祝士媛又有幸参加开国大典。宏大的历史现场,彻底点燃了少女涌动的青春热情,祝士媛立志:长大了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于是就有了她后来积极响应“做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教师,决心一辈子跟党走”。

  从此,一诺即终生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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