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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新:在长城地带走近被忽视的普通人

  《从大都到上都》

  作者:罗新

  版本:新星出版社

  2017年11月

  “侍从常向北方游,龙虎台前正麦秋”。从北京的健德门为起始,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明德门为终点,是元代皇帝往返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辇路。每年初夏时节,皇帝便会离开元大都,来到草原上的开平城避暑。皇帝巡行路上的盛况在文人的诗词曲赋中多有提及,但关于这条辇路的历史研究还有不少亟待细究辨明的地方。

  北京大学教授罗新,一位专研中古史和边疆民族史的专家,在华发之年,沿着这条古代辇路北行,经龙虎台,过居庸关,行黑谷,越沙岭,背着行囊,徒步四百五十公里,最终抵达了上都,完成了十五年前的夙愿。“我,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,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?”罗新在《从大都到上都》中的自我发问,成为了他坚持走完这段艰辛旅途的终极动力。

  虽然从年轻时就爱旅行,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罗新并没有打算把这行走的经历和感受写成游记。在专业研究的机缘下,罗新阅读并喜欢上了旅行文学,这给了他写作《从大都到上都》的勇气和灵感。今年他又担任“远方译丛”主编,向国内读者引介了一批优秀的西方旅行文学作品。谈及旅行的意义,罗新认为,徒步行走拉近了他与当地的距离,由此获得了一种更平等的观察视角以及同当地人的相处之道。

  “如果年轻时接触了旅行文学,我的人生或许会改变”

  新京报:作为一名历史学者,你最初的考史行走是从何时开始的?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?考史行走和历史行走之间是怎样的关系?

  罗新:我原来是中文系的学生,本来是希望自己能够写几本小说,往作家的方向发展。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编故事的能力,特别是读那些故事编得特别好的作家,比如金庸,我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有这种本事,把一个庞大的故事能编得像他那么好。再比如说《权力的游戏》原著的作者,这也是一个封闭的历史世界,但你需要在这个历史世界中把每一个人都设计好,我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,而我并不具备。于是,我在24、25岁的时候转身投向了研究真实世界的历史。

  有一些历史学者是足不出户知天下的那种人,另外一些做研究得需要把理论知识跟野外实地考察紧密结合,我就属于后者。我没有那种在书斋里就能懂得外边事情的能力,我必须通过眼睛看见、身体到过才有很多印象。另外,这也跟你从事的工作有关,如果你做的是制度研究,了解哪个州在什么位置,有什么地理空间上的特征,对研究来说关系不是太大,但我做的研究就跟交通和地理状况有关,如果没有到过实地、见过实景,对问题的理解就还是差得很远。

  后来我成为一名青年教师,也喜欢带着学生到处跑,直到最近这些年我年纪大了,慢慢就不带学生了为止。

  新京报:旅行写作(travel writing)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。相对而言,旅行写作在中国直到最近这些年才越来越受到关注。你阅读过大量的相关作品,近年来也在推动西方旅行写作的译介工作。这些西方的旅行文学,对你的行走和游记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  罗新:那时我们跟国际上的接触比较少,能了解的信息很有限,当时我不认为写游记是一条正路,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。从传统上而言,中国的旅行写作这种文体也不够发达,旅行写作在中国的文学世界中没有什么地位,游记和散文从来不是主流,即使我读过《徐霞客游记》,也就当作是一种考察笔记,没有看作文学性的作品,不能当成一个目标来追求。如果我年轻的时候知道,游记和小说是同样重要的文学类型,我的人生也许会发生改变。

  大概在十几二十多年前,我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,会读一些专业以外的文本,我发现游记很有趣。我也经常到国外访学,逛书店的时候,随便拿起几本书来看,几乎到处都有旅行文学,那时我才发现这种文体在国外书店占的比例那么大,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。后来,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阅读游记和旅行文学,但当时只是作为消遣,还没有想过自己动笔来写。

  我在无意之中读到了很多国外的游记,包括旅行文学和自然写作(nature writing)。这些书籍对我的影响很大,比如比尔·布莱森(Bill Bryson)的《偏跟山过不去》(A Walk in the Woods),他在其中讲了自己在阿巴拉契亚的旅行。他的这趟旅行是失败的,路甚至都没有走完,可是书却写得非常有趣。我感觉这位作家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,可以把一场失败的行走写得这么好玩。后来,我又读了罗瑞·斯图尔特(Rory Stewar)的《寻路阿富汗》(The Places in Between),这本书让我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。我承认他写得很好,但我认为自己也可以尝试这种类型的写作,从那时开始,我逐渐形成了写游记的念头,把它当作一种挑战。最后在2016年的春天,我下定决心在当年的夏天完成从上都到大都的这趟行走。

  通过历史行走,改变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

  新京报:旅行毕竟有许多的不确定性,要做许多的准备,考史旅行又与普通的游山玩水不同,需要准备的必然更多、更周密。从上都到大都这趟行走,你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?在行走过程中,哪些又是你没有意料到的?

  罗新:从大都到上都的这次行走,在付诸实施之前,我做了至少十年的准备。那十年,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研究中国北方的历史。我在身体上最合适做这次行走的时候,恰恰也是我最忙碌的时候。从2004年到2012年左右,我在专业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,内心上有巨大的冲动弄清楚这些专业上的问题,所以没有时间做别的事。但即使是那样的时刻,我也会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,有意识地为未来做准备,当时就觉得我应该会在某个时刻走一趟从大都到上都的这条路。

  我事先做了一些准备,包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,每天行走一段路程,下午四五点钟就停步休息,在旅馆洗个澡换身衣服,坐下来开始写个几小时的笔记,记录下今天的所见所闻,这也是为后来成书做准备工作。

  但是,等我真正行走的时候,我发现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首先,每天到了驻足处时间上已经很晚了,此外一天步行二十几公里是非常疲惫的。一开始,我还能坚持一大早就出发。中国古代的长城地带是最美的地方,拥有茂密的森林,空气也很清新。后来,到了早上我还是感到很疲乏,那时候的太阳也很晒,我在心理上非常抗拒,不想出门,四周环境也变得单调,全部都是黄土。对年轻人来说,睡一觉体力就能恢复,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,身体上的恢复没有那么快。所以我就这样慢慢地做笔记,前期的笔记写得很细致,后期的笔记比较简略,有时候先睡一觉起来,再匆匆忙忙写几行字。甚至到旅行的最后几天,我都没有写笔记。

  我在文字里表达出了这种身体上疲劳的感受,这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阅读上的折磨,但是我觉得这能真实反映我的旅行感受。我开始理解那些我读到的国外作家的游记,他们真是在极其艰苦的绝境下完成了那些写作,我跟他们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,我也特别能理解他们写作时,抒发痛苦的时候往往是非常克制的。

  每个人的写作方式都是不同的,千万不要去模仿任何人,你只能把自己表达出来。我就是一个研究历史的,在获取历史知识的能力上,比专业外的普通人士稍微强一点。古往今来,有些人在歌颂长城的巍峨壮丽,另外一些人则在描写长城建筑让人望而生畏的一面,我不想迎合这种文学传统,更想展示长城的另外一面:生活在长城地带的边缘人物,那些长城内的蒙古人,以及长城外的汉人。在出发前我就做了资料上的准备,有计划性地接触这些人,和他们交流,尽量向读者展现出这些不被关注到的人群的生活,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。

  新京报:在《从大都到上都》这本书中,你提到自己通过这段行程完成了“从旅游者到旅行者”的转变。在你看来,考史行走和古代人的探险、现代人的旅游有什么区别?

  罗新:作为历史学者,我们去不同的地方考察,就像去市场参观一样,即使前往考古现场参观,也是受到组织的邀请,时常还有专人陪同,不用自己动手,更不会露营住在当地。别人把你看作是专家,一路上受到招待,从这个角度上来说,这可以看作是历史学者的一种特权。

  这就像你旅游的时候,当地人把你看作是游客,无非是想招待你,让你高兴,同时赚你的钱。而当你成为一个旅行者的时候,一切都发生了改变,你的身份变了,你的视角也变了,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也变了。

  作为旅行者的你,当地人只会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过路人,而你也会自然地关注起当地人的生活和处境。你和当地人的关系也变了,我们会一起聊天,分享各自的经历和兴趣。从大都到上都,我在一路上遇到了好多人家,他们看到我路过,甚至会同情这样一位上了岁数的人,背着一个大包,累得气喘吁吁。当我放下背包坐在路边休息时,当地的小店人家会主动地给我一个鸡蛋或是一碗方便面,并且特意嘱咐我这不收费。

  我走到南口镇的时候,遇到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路人。他问我要去哪里,我告诉他我要前往居庸关。不可思议的是,他说,这一带他经常走,反正也不远,于是就陪着我走了一个小时。和他聊天时我了解到,他是一位退休的老师,对附近环境非常了解,看我也很熟悉这里,像是找到了一个知音,非常高兴地和我边走边聊,直到下午5点之他要去接上学的孙女,我们才分手道别。这种旅行中意想不到的相遇,以及相互间对待陌生人极为放松的心态,是你在都市生活中不可能经历的。这种平等、亲切的感觉真的很美妙。

  正是通过旅行,我和这个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改变,之前隔在我们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不见了,我获得了一种平视的观察视角,也获得了一种我与当地人之间的平等的相处方式。

  采写/李永博 李夏恩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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