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觉哉：以身成书启世人
1884-1971
1971年，您以87岁高龄驾鹤西去时，已有很多颇具分量、为人熟知的头衔：“延安五老”之一、“长征四老”之一、著名法学家、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……但您的夫人王定国在回忆您时，称您“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教科书，为儿女们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”。
此言不虚。出生于清光绪十年的您，不仅生活在一个“累代为农，有了点地，可以不大劳作”的富裕家庭，还是中国科举的“末代秀才”。虽然接受的是旧式教育，已经享受着“高人一等”的地位，但您追求进步，决意“从旧的壳里钻出来”，在41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完成了从晚清秀才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。
您总是向后辈不倦地谈及学习、进步的重要性。提到已经年迈的两个儿子，您仍鼓励“廉伯、子谷年纪大了，但他们还有前途，只要他们肯学习，求进步”。
1934年10月，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您跟随红军踏上长征，在“几乎病死”后到达陕北。这段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的远征，让您对苦难有了更深的感悟，也有了更从容的胸怀。您说“你们当不会再有那样险阻的关，但困难总是有的……要从艰苦的过程中，得到隽永的味道，像关云长达到黄河渡口的样子，才算过关”。
“坚持走出草地，就是最大的快乐。甘与苦都是相比较而言，快乐常常不在艰苦之后，而在艰苦之中。”您的14个儿女，大多生于战乱，长于饥馑，却从这样一封封家书中得到了面对苦难的坚强力量。
1949年10月，您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，消息传到湖南家乡后，乡亲们“兴奋”了：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，真了不起。请托办事的来信也多了不少。面对这些“期待”，您直言，自己是个“焦官”(湖南方言：不挣钱的官)，是个没有特权的官。
您的儿女提出需要帮助时，您严厉地回道，“看不到你们有志气、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，就要生气。”可一旦他们在来信中写了自己的进步和努力，哪怕是再细微不过的事儿，您也会“化身”慈父，不吝鼓励和赞扬。
您虽是“穿绿长褂子”、不以体力劳动谋生的知识分子，却分外重视劳动，热爱劳动。“读书是好的，但读书为着更加善于劳动生产。”“如果读了书，就不劳动，那社会会成什么样子?教育对人民有什么好处?”
投身革命前，您在家乡做过几年教师，也一直对教育事业挂怀在心。您的不少子侄在学校做干部和教师，您常常给他们出主意，言之谆谆。当听到乡村面貌有了变化后，您热切地建议，“应把学校所能接触到的生产工作、合作社工作、地方组织工作等，当作教育的重要材料”……
今年，在您离开的50年后，您的许多智慧言语仍被后来人时时捧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