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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经验

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经验

  延安时期,中国共产党从实际问题出发,制定了以维护党中央权威、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统领的制度体系。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经验,对新时代增强制度自信颇有意义。

  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制度体系

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,坚持从实际出发,注重解决现实问题。例如,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,党内小生产者的成分占很大比重,在某些党员中容易产生“个人主义”“无组织的状态”“独立主义”与“反集中的分散主义”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;假如听其发展,便会破坏党的团结统一,使党和革命受到极大损害,张国焘叛党事件便是明显的教训。这种情况,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。1938年9月2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,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,由刘少奇等负责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、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、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等三个决定,并提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,经讨论获得通过。又如,为了克服干部中存在的“本领恐慌”,即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低下,难以担当起领导我们的队伍、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以及建设一个大党的重任,为此,毛泽东向全党发起了开展理论学习的号召,并要求建立学习制度,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。自1939年到1942年,中共中央陆续发出《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》《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》《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》《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》等一系列文件,规定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各种事宜,创建理论学习的制度体系。

  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吸收养料

  制度是文明进程的结晶,承载着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与现代的政治文化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吸收养料,滋养各类制度体系,彰显自己的制度优势。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崇尚整体的政治视野、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、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、知行合一的政治思维方法,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具有潜移默化、培根铸魂的作用。延安时期,党的民主集中制度体系、中央领导机构工作制度体系、集体领导制度体系、请示报告制度体系等均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,使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,体现了崇尚整体的政治视野;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拥军拥政爱民制度、减租减息及耕者有其田的制度、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制度、发展人民大众文化的制度等,均贯穿了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;党的七大修订的党章要求,每一个党员要积极地自我牺牲地进行工作,达到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,体现了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;在整风运动中,为了去除主观主义的毛病,1941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《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》指出,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,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,以达到克服主观主义、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,这就运用了知行合一的方法。

  将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

  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,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实现建国大业的最重要条件。鉴于此,《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》《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》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》等,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加强党性锻炼,维护党中央权威,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。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,在制度上体现为:在政治上,实行“三三制”,保障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权利;惩治贪污,颁布了《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》和《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》的训令等;为了减轻人民负担,发布《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》,实行精兵简政。在经济上,中共中央颁布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《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》,明确实行地主减租减息、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。在文化上,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》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则是建设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制度性文件。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则明确了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,并指出将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民主集中制,这要求党员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,倾听人民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,将人民组织起来,为实现人民的需要而斗争。

  维护制度权威,做执行制度的表率

  1937年八路军将领、屡立战功的黄克功枪杀恋人刘茜,在收监期间,黄克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由于他功劳大而从轻发落,他还给毛主席写信,请求留他一条生路。在战友情感与法律制度之间,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,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,捍卫了法律制度的尊严。延安时期根据地政府机关构成人员采取“三三制”。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,共产党员徐特立当选为参议员,由于共产党员当选人数超过“三三制”的要求,他当即声明退出,由党外人士递补,得到了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称赞。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和扫荡,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,加之华北等地遭受自然灾害,导致整个抗日根据地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。为克服困难,坚持抗战,1939年党中央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,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《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》《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》。党中央、边区政府的领导人以身作则,积极参加生产运动,毛泽东、朱德开荒种菜,周恩来、李富春等参加纺线竞赛,在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、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模范。尤其是359旅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,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。

  (作者 姜玉齐 系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嘉兴学院基地副教授,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〔18BDJ026〕”成果)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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